本报记者沈轶伦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短篇白话文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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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如何读鲁迅？
在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看来，日益发展的技术不只对我们形成了挑战，它同时也在“启蒙”我们，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我们作为“人”的最重要的特质？我们该如何培养自己的“非/反机器化”的能力，降低我们身上的“可取代性”？
一
解放周末：时隔20年，您的鲁迅思想传记《无法直面的人生》修订再版。除此之外，您还在线上开展系列课程，和大家分享关于对“鲁迅先生与中国人的自信力”的思考，受到欢迎。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鲁迅先生对“自信力”的思考？
王晓明：鲁迅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有名文章。这篇文章开篇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人一方面前赴后继地战斗，一方面又总是被遗忘、被抹杀，甚至最终消灭于黑暗中，不被大家所知道。但他们依然前仆后继。鲁迅说，这就是“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也正是这些人，在支撑着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信心。
很多人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悲观和虚无，也许有些头脑简单的人还会进一步觉得，鲁迅写像《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是自揭其短，暴露了中国的阴暗面，没有提供什么正能量。
但是，鲁迅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里面对自己有不满、自我批评的人越多，这个民族就越有希望。所以他把《阿Q正传》编入总名为《呐喊》的小说集，这表达了他对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与个人、社会、民族的进步之间的关系的思考。
鲁迅理解的自信力，不是自夸、迷信，或者说自欺、昏睡，而是这一切的对立面。其实这也符合我们至今仍然保持的生活常识。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永远在那里自我吹嘘，你说一点他的不足，他就要板面孔、跟你急，你一定暗暗发笑：太不自信了吧。如果他不是这么紧张，而是经常能自我反省，发现和承认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那你一定会觉得，这人比较有希望。个人是这样，民族、社会、国家，也都是这样，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鲁迅才认为，所谓“有自信力的中国人”的真正的特点，就是自己担起责任来，去揭发各种摧残和抹杀“中国的脊梁”的社会黑暗，去刻画一切侵蚀和腐化这个“脊梁”的“国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笔下流露的不是消极和悲观，他写《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正是中国人的自信力得以保持的重要的前提条件，他会选择这样的写作，更是体现了一种中国理当良木茂盛、不应杂草丛生的信念，是中国人的自信力的强烈体现。
二
解放周末：您在《无法直面的人生》的初版序言里写道：随着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自己“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感情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王晓明：是的，这是我当时（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真实感受。即使像鲁迅这样精神强悍的人，要想在当时的社会里始终保持他所认定的“中国人的自信力”，也是不容易的。越是看多了当时社会进步的缓慢、人性的脆弱，人就越容易陷入“搞不好了”的沮丧。鲁迅这样的斗士，也因此会沉入虚无主义的“鬼气”——这是他的原话。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但在那样的社会状况中，他自己也并不能始终坚持“直面人生”的实践。多数时候他能做到，但也有一些时候，面对处处碰壁、似乎走投无路的命运，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错觉。这不难理解——如果直面人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你还能够直面吗？
但在心底，鲁迅还是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的期望。因此，他必须“驱逐”自己内心的虚无主义，以便能够继续为社会的进步而“呐喊”。他用了很多思想方法来驱逐“鬼气”，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就是“大时代”的思想。
他学过医，经常拿医学词汇来打比方。他觉得，社会就像一个人，一旦感染了病毒，他身上的健康的力量就会被动员起来驱赶病毒，如此两军对阵，斗争越来越激烈，直到进入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个决定胜负的临界点。正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决定哪一方获胜，或者说，决定这个人最后是恢复健康还是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他把这个临界点称为“大时代”，它将决定一个社会的生死存亡。
这个历史观的关键，在于首先确认了两种力量的冲突，然后进一步确认，这种冲突并不保证哪一方必然获胜。这两个确认都包含着对于虚无主义的否定，因为虚无主义的关键之一，就是消解“此处”和“彼处”的区别，认为这样那样都差不多，都没什么意思。“大时代”的思想恰恰是在强调，不但两种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真实存在的。正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上帝般的力量能保证最后一定能驱除病毒，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担起对于社会的未来的责任，要加入健康的力量这一边，去跟病毒斗争，去“拼命硬干”，去“为民请命”，甚至“舍身求法”。对鲁迅来说，人生的一大意义，就在于投身这样的斗争。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虽然和鲁迅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鲁迅当年面对的许多问题，如确认自己的人生意义、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等等，同样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历史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在很多时候，不同历史时段的社会和人生状况，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截然不同。正是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我才会发出你所引的那番感慨，不再把鲁迅视为神龛里的偶像，而是把他看作我们身边的一个作家、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并且因此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
理想并非和现实不一样的只存在于未来的图景，它就在现实当中，正在和现实当中的另外一些东西尖锐地对立着、矛盾并冲突着，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而已。就像鲁迅说的，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埋头苦干、舍身求法的人。
三
解放周末：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过这样的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对于这个问题，当下的您会怎么回答？
王晓明：鲁迅透过瞬息万变的表象，在作品中展现了社会深层次的、因而变化非常缓慢的实质。而这些实质中的部分，正如一座桥梁，将当年的鲁迅与今日的我们连接起来。
在向学生和年轻人介绍鲁迅的时候，我常常特别要说明，鲁迅衡量一个社会的时候，他总是首先从“人”和“人心”，而非从物质的角度——例如高楼大厦和GDP指标，去判断社会和世界。这可以说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或者说他的很多前辈的一种共通的思想特质。
比如晚清的龚自珍，他将社会分成三种情况：盛世、衰世和乱世。这三个怎么区分？就看“人才”，看能不能产生大批优秀的人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龚自珍的名句。他说的“人才”和我们今天一般理解的不同，不是指专业才能，而是指一个人有理想，心地纯良，眼界开阔，分得清大是大非，看见坏的事情会愤怒，有能力改革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综合的精神和心理素质。
严复也是如此。他反思甲午战争时就写道，假设这场战争中我们侥幸打赢了，那反而更糟，因为国人会因此陷入一种虚骄的心态，觉得“我们很厉害啊”，就会错失社会改革和自我革新的时机。显然，在严复看来，普遍的人心是自满虚骄的，还是清醒反思的，这远比一场具体的战争的胜败更重要。
但作为现代作家，鲁迅对人和人心的重视，比龚自珍、严复他们更进一步。他不只重视精英和“君子”，他同样在意甚至更在意普通人和“小人”，在意他们的人心。这是鲁迅思想的最突出的特质之一。鲁迅对于当时社会的剖析，对阿Q们的刻画，之所以在今天仍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唤发警示和借鉴等多重意义，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具体的形态，更深入刻画了处于这样的生活形态中的人心：谁能说我们当中已经完全没有了阿Q的影子？
如果他活在当下，我想他依旧会最在意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全力去刻画人心，尤其是其中的病态的部分。
解放周末：您觉得他会是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活跃的“顶流”吗？
王晓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顶流”，因为这不仅取决于他写得好不好，表达得好不好，还取决于整个的舆论环境，取决于读者和听众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他表达得再好，如果读者和听众——假设鲁迅开播客——不具备相应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或者说环境条件不具备，他也成不了“顶流”。
当然，我坚决相信，即便成不了“顶流”，一定会有数量不小的读者和听众会持续地关注他、倾听他，和他一起认真地面对世界。只要看看鲁迅的著作在今天的销售和传播量，你就会知道我这个“相信”是有充分依据的。
解放周末：他会拥抱新媒体？
王晓明：鲁迅对于新媒体的态度是挺有意思的。
在那个时代，鲁迅是一个对媒体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的人。当他决定要为唤起民众、改革国民性而大声呐喊以后，他对于新媒体的敏感，就会发展成一种尽可能去运用新媒体的自觉的努力。
这不奇怪。鲁迅看得很清楚：在现代世界，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不仅是出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同时也是出于文化普及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的推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媒体势必是与“更多的受众”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类似这样的判断，使得鲁迅只要是在大声呐喊的时候，就一定会努力尝试各种新的媒体形式：用白话文、做翻译、编杂志、写杂文……这些都是当时的新媒体，或者说新的表达方式。只有他陷入消极情绪，觉得呐喊无用，想要自己躲起来休息了，他才会考虑写学术著作，放弃对新媒体的尝试。
这么说吧，像鲁迅这样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是一定会努力去尝试各种力所能及的新的媒体形式的。如果他活在今天，我相信他多半会是最早开博客、开公众号，甚至最早开微博的那些弄潮儿当中的一个。至少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四
解放周末：普通人的人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30年前，《上海文学》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人们似乎只专注经济发展，而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引发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您是这一讨论的发起者之一。30年过去了，如今文学、文化包括媒体领域又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如今要在人工智能的视角下讨论人文精神了。
王晓明：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趋势是不可逆的。但我认为文化的重要性并未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变弱。事实上，文化始终是决定一个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两年我一直在给学生讲一门题目叫“AI时代的人文教育”的讨论课。开课的宗旨，是希望年轻人对新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更多面的认识，对于AI技术对个人和社会形成的启示和挑战，有更为清楚的理解。
在课上我常引用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的工作符合以下特征，那么，你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非常大：1.无须天赋，经由训练即可掌握的技能；2.大量的重复性劳动，每天上班无须过脑，只要手熟就行；3.工作空间狭小，坐在格子间里，不闻天下事。”
AI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我们清楚地发现，原来很多我们以为很不错的蓝领和白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的“奴隶划桨”。所以我特别对学生说，AI技术不只是对我们形成挑战，它同时也是在“启蒙”我们。
这个“启蒙”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逼迫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我们作为“人”的最重要的特质？比如，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主动或被迫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做题、追求标准答案、养成划一的习惯，成年以后，凡事按照程序做，万万不敢跨雷池半步。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是让我们更像一个人，还是更像一台机器？
实际上，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全球经济从“不增岗的增长”日益转向“减岗的增长”，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的意义上的“多余人口”，势必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效能，人类的生产劳动日趋往流水线化的方向发展；人类独有的许多“非市场化劳动”，例如知识学习、情感交流、文艺创作、空间移动……也正在大面积地主动或被动地数字化乃至机械化。
正是在这些社会条件变化的综合作用下，人的身心两面的机器化——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独特性的减弱和可被取代性的提高——确实正在形成一种与日俱增的趋势。为什么ChatGPT的问世这么引人关注？就因为各种社会状况已经将我们推到了各方面都日趋机器化的方向，正是我们自己的机器化，才使得AI技术的挑战显得那么可怕。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新技术本身，而是它突飞猛进时的社会状况。
五
解放周末：现在，人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被算法占据。视频的传播让许多本来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一下子越过文字的门槛直接接触到互联网。这些人群的加入，会对您谈到的人文教育带来哪些改变？人文教育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挑战时，又能做出怎样的回答？
王晓明：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对人的生活形成机遇和挑战的时间间隔在不断缩短：火（100万年前）、炸药（1000多年前）、蒸汽机（300多年前）、电（200多年前）、核能（70多年前）、互联网（50多年前）、人工智能（当下）……虽然目前仍不会电子支付的似乎主要还是中老年人，但如果按照新技术发展的这个势头，再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绝大多数人——哪怕你仍然年轻——都会遭遇新科技带来的、超出个人能力所能应对的范围的困难。
在不远的将来，大概率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批量生产、售价不高的机器人，不但在体力上，也在一般智力上，明显地优越于大多数真人。此时，单靠个人来应对这个挑战，我觉得一定是应付不过来的。那怎么办？关键是要建设一个理性和文明的社会，靠社会和人类集体的力量，来应对这个挑战，将挑战转化为进步的机遇。
这样的社会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充分了解新技术影响人类生活的多方面的现实可能与长远潜力；能将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放在一起综合考虑——发展技术以提供便利，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它理当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总体方向；对势必加速度的技术创新作出合适的区别对待：引导新技术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压抑新技术的有可能祸害人类的功能的发展，有必要的话，冰冻那些对人类弊大于利的新技术。
建设这样的社会并不容易，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之前，我们只能以个体的力量来自救，也就是培养自己的“非/反机器化”的能力，降低我们身上的“可取代性”。
为了发展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可以列出这样一些个人的能力，努力地锻炼和发展这些能力。它们包括：对广义的“他人”（包括天地山河、草木鱼虫）的兴趣（好奇心）和关注力，了解、学习和接纳“他人”的能力；发自“我”的内心（而非依据流行风气而形成）的想象力、描述力和实践能力，由此发展“我”的独特性（因为难以量化，所以无法被标准化）；培养历史感和由此而来的豁达和勇敢；以及做一个优秀的人的志向。在这里，“优秀”的意思是：对自己和社会都有道德的，而非只是自利的要求。
以上这些能力的培养，正是人文教育（即人文性的通识教育，而非学科化的文史哲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培养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正是AI技术的突飞猛进，刺激我们重新思考“何为人”“何为人性”这样的基本问题，引导我们再一次确认，人文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说，人文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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